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1.2%，较4月分别提高0.6、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分别为9.7%、5.4%、4.8%。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0.7，较4月增长1.9%，连续3个月回暖，其中商户经营健康指数、消费者活力指数较4月分别增长2.1%、1.6%。

项目坚持以政府救助为主导、慈善基金会补位，计划五年投入5000万元专项援助资金。在方案设计上，实行分类精准援助，最高可按医保报销后合规自费部分的75%予以援助；涵盖防病灭病预防保健(如耐多药重症困难群体)、生育妇幼保健(如高危困难孕产妇、儿童自闭症、先天性心脏病)及临床治疗医学(特困、低保、大病困难群体)，形成了系统化而非碎片化的慈善医疗救助体系。

“台儿庄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立足京杭大运河、台儿庄古城、台儿庄大战这‘一河一城一战’独有资源禀赋，依托同济大学专业规划与省人大《台儿庄古城保护管理条例》法治根基，联合检察机关全力打造‘一河一城一战’公益诉讼特色品牌，以机制创新打破治理壁垒、以典型个案撬动系统治理、以多元平台推动协同共治，有效破解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中的各类治理难题，走出了一条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深度融合助推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路子，奋力打造山东运河文化展示第一窗口，全力书写大运河保护的‘台儿庄答卷’。”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委书记周刚表示。

苏鲁两省交界处，一座青石古桥横跨两岸。桥身上弹痕依稀，桥下流水南去——这便是涛沟桥。沿“鲁风运河”古城文化廊道西行，涛沟桥是起点，一路铺展出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李宗仁史料馆、无名英雄墓等抗战地标，共同勾勒出那段烽火岁月的历史图景。然而，行政区划的切割，让涛沟桥的文物保护责任长期悬空。桥面破损，杂草丛生，这座承载记忆的古桥，一度陷入“无人问津”的窘境。

涛沟桥地理位置特殊，横跨山东台儿庄与江苏邳州两地。枣庄市台儿庄区检察院依托此前建立的“京杭大运河流域公益诉讼检察协作机制”，主动对接江苏省邳州市检察院。两地联合勘验、调取史料，共同向政府汇报。最终，台儿庄区、邳州市先后将涛沟桥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从“两不管”到“一起管”，这座弹痕累累的古桥重新“活”了过来。

这一协作机制并非一日之功。2019年7月，枣庄市台儿庄区检察院与江苏邳州市检察院、浙江杭州拱墅区检察院率先签署跨区域协作协议；2020年7月，协作向具体流域延伸，与微山县检察院、沛县检察院及南四湖水利管理局建立六大协作机制；2023年4月，三地推进会签《跨区域检察共护工作机制》，互设联络员、常态化召开联席会议，打通省际协作的“毛细血管”。

“依托‘益心为公’志愿者平台，招募涵盖政协委员、专业技术人员的24人志愿者队伍，构建‘检察+群众’的线索收集网络，打破信息壁垒。同时，借助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提升办案精准度，其土地资源保护模型曾获全省数字法治系统建设‘十佳’优秀成果。”枣庄市台儿庄区检察院检察长王光永表示。2025年6月3日，枣庄市台儿庄区检察院邀请部分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前往涛沟桥整改现场进行跟进监督。经评估，认为整改效果显著，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枣庄市台儿庄区检察院按照上级检察院部署要求积极开展大运河沿线“三名保护”专项监督活动，截至目前已立案办理相关案件6件，开展磋商1次，制发检察建议6件。通过办案，检察机关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将涛沟桥、运河防务碑等纳入“鲁风运河”古城文化廊道的整体讲解系统，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有温度的故事。“我们不只是办案，更是在梳理一条河的‘记忆’。”枣庄市台儿庄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负责人说。

“一河一城一战——京杭大运河、台儿庄古城、台儿庄大战，是台儿庄最深厚的文化家底。枣庄市台儿庄区检察院准确把握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形势新任务，将公益诉讼融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大局，以高质效办案服务文化强区建设。”枣庄市台儿庄区检察院检察长王光永表示，我们将继续聚焦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让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不仅保得住、护得好，还能活起来、传下去，让“鲁风运河”的故事流淌在每一个人心中。

2023年3月，韩庄运河水利管理局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运河河道南陈庄段滩地内堆放了大量装修固废，距离运河水体极近。线索被第一时间移送枣庄市台儿庄区检察院。检察官迅速启动办案程序，向属地政府发出检察建议，要求立即组织力量清运。到当年5月，垃圾全部清运完毕，翻新的泥土上补种了草籽和树苗。“我们不是一刀切地办案，而是因地制宜，宜复绿则复绿，宜种植小麦则种植小麦。”南四湖水利管理局副局长张雪锋指着远处的麦田向记者介绍。

个案撬动系统治理，离不开制度化的协作机制。枣庄市台儿庄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安明介绍道，协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理念融合，凝聚共识；资源共享，实现线索实时移送、资源共用、经验互通；创新“线上统筹+线下落地+异地协办”模式。依托这一机制，该院与沿线多地检察机关建立线索移送、联合办案、定期会商等机制，形成流域文物跨省保护的检察合力。

尽管个案撬动系统治理的成效初显，基层检察官们也坦言，如何将一个个“小案”提炼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标准，仍是当前面临的课题。“上下游污染同步治理难、跨省执法联动不畅、技防经费短缺等问题依然存在。”一位参与办案的检察官表示，希望借助更高层面的统筹协调，推动形成跨区域信息共享、标准统一的运河保护长效机制。

案件虽然办结，保护并未止步。枣庄市台儿庄区检察院以本案为切口，联合湿地管理部门、自然资源局等单位，在双龙湖湿地挂牌成立公益保护实践基地，设立醒目的公益保护标识。同时，与台儿庄古城内的山东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法治教育基地联动，将“以案释法、实地体验、研学教育”融为一体，打造出一个“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的法治教育平台。从源头上补上管理漏洞，将双龙湖湿地真正纳入长效保护机制。

走进台儿庄古城，人流如织的“山东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法治教育基地”展厅内，数字化屏幕正滚动播放天鹅蛋被盗案的动画还原。许多游客驻足观看，有人主动参与互动答题，体验模拟公益诉讼流程。一位带着孩子参观的家长说：“孩子看完动画后问我，能不能也去当‘公益诉讼检察官’。这种沉浸式的普法，比课本有用多了。”该基地由古城集团免费提供场地、省检察院批准建设，是全国首家设在古城内的公益诉讼教育基地。

“枣庄市台儿庄区检察院作为基层检察院，立足独特资源禀赋，契合国家战略与地方需求，通过‘机制创新+协同共治+搭建平台’模式，实现了公益保护领域的小院大作为。”王光永表示，随着检察公益诉讼法立法进程的推进，枣庄市台儿庄区检察院在跨省协作、预防性公益诉讼等方面的实践，正为完善中国特色公益诉讼制度提供鲜活的基层注脚。

社论说，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在各领域不断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关系是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社会主义是两国人民的共同理念、共同旗帜、共同伟业。不断巩固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的坚定意志和立场。在金正恩同志和习近平同志的战略引领下，两党两国间的沟通交流、两国人民间的团结友谊得到进一步加强，朝中友好关系更加巩固，并持续向前发展。

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被腾格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合围，是甘肃典型沙区旱作农业核心区域。当地光照充足、光热资源富集，昼夜温差大，具备优质粮食种植的天然条件，区域属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偏少、蒸发量大，水土资源匹配度有限，风沙天气多发，特殊的地理与气候条件，让高效节水、稳产提质成为当地沙区旱作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

民勤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芳介绍说，这套集成化科学种植模式，为当地小麦高质高产筑牢技术支撑。通过普及应用无人机“一喷三防”、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实现了省水、省肥、省种，抗寒、抗旱、抗倒伏，提产、提质、提效益的“三省三抗三提升”良好成效。尤其在缺水地区可达到“一地双作三保障”的种植效果，即前茬种粮后茬种经济作物，保生态安全、保粮食产量、保农民收益。

日前，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主推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于一片争议声中在国会参议院通过。尽管日方将这场情报体系改革包装成适配复杂安全局势的“常规调整”，但透过官方话术的滤镜不难发现，此番制度重构绝非简单的机构优化，而是日本收紧社会管控、松动战后安保底线、加速军事扩张的关键一步，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野心。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该法案的核心，是搭建一个由首相官邸绝对主导的集权化情报体系，将打破部门壁垒、统筹整合全域情报资源，大幅提高情报机构的调度权限。法案刻意模糊权力运行边界，既未明确情报搜集的合规范围，也未划定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红线，更无越权监控的刚性追责条款。尤为危险的是，整套体系彻底缺失国会审议、第三方监督等制衡机制，制造出情报权力的监管真空。这意味着，日本政务数据、公民个人轨迹、自卫队涉密信息等海量敏感资源，可被情报机构随意调取、跨界复用。

这种无边界的情报集权，让日本社会对“特务统治”复辟的担忧持续发酵。从历史脉络看，日本情报能力的强化，往往与其对外侵略冒险相伴相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日本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情报机构在历次有预谋的军事侵略行动中，都扮演了先头部队的角色，为挑起战端、侵略他国冲锋陷阵。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正是依托集权情报体系实施高压管控——监视民众、镇压反战力量、肃清异见声音，裹挟整个社会服务于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给日本民众带来深重灾难，也给亚洲邻国留下难以愈合的历史创伤。

如今，日本无视历史教训，弱化情报监管、放宽监控权限、收紧社会管控，被不少舆论直指为旧时代管控套路的变相回归，为右翼势力打压和平力量、封杀反对声音提供了制度武器。更需警惕的是，该法案绝非孤立的制度调整，而是日本重构国家安全体系的一块重要拼图。在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彻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的背景下，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将为其持续推动安保政策转向、扩军备武和对外军事介入提供支撑，其危险性不容低估。

日本情报体系正朝着对外扩张的方向偏转，与和平主义发展道路渐行渐远，持续引发日本各界和国际社会的担忧。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法案通过当日，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抗议声不断，民众自发聚集发声，真切道出了普通民众的不安与抵触，也印证了这场激进安保改革逆势而行、不得民心。

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本“再军事化”野心更加膨胀，从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导弹，到派遣大规模战斗人员参加联合军演，再到通过内阁决议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一系列危险动向早已戳穿其“和平国家”和“专守防卫”的自我标榜。如今，高市早苗政府重拾强化情报机构的历史剧本，加速日本成为东亚“祸源”的危险态势，地区国家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应立即停止一切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危险行径，真正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